二十三歲，這是個值得我回憶的一年，這一年蔣經國總統於1988年1月13日過世，而我已在軍中快一年了，軍旅生涯還沒一半，每天都過著數饅頭的日子。那時的戰備提升，隨時備戰，而我在台南白河當兵，照理講應該沒有壓力的。但我非常不能適應軍中生活，為什麼連長可以叫伙房兵煮宵夜，副連長可以在軍中賣布，不買不行，我搞不懂班上寄到軍中的班刊是違禁品，輔導長要我在整容鏡前全副武裝罰站。有一整年的時間我沒吃過連上的飯菜，總是打軍官連的飯菜，等著他們吃剩的菜，我們幾個打飯兵要等所有軍官都離開餐廳，才狼吞虎嚥的吃著已經涼掉的飯菜。
冬天軍官們晚餐會吃小火鍋，我們也多準備一鍋，躲在樓梯間吃著暖暖的火鍋，工作重複乏味卻比戰鬥連隊輕鬆許多。但心情是沉悶的，在那種環境是沒有笑容的，因為合理的要求是訓練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。
當時還有三年兵，第一天進入中山室，看到一個老兵在看電視，我只不過擋了他的視線，沒想到就被踹了一腳，他開口說話：「你不知道我是地下連長嗎？」又不是在演五億探長雷洛傳，這個老兵只有莒光日在營區，其他時間大概都在休假，誰叫他是最後一批三年兵。
我的步槍是上一個飲彈自盡的士兵所留下來的，全連沒人敢用，便留給我這個菜鳥，我也不知以前發生過甚麼事，但就在我當兵一年多升上士官後，在一個晚上站衛兵的時候，我竟然不自覺得將步槍槍管塞進口中，想像腦漿噴向天花板的死亡景象。隔壁的班兵已睡得不省人事，我持續了數分鐘，雖然沒有裝子彈，但為何會有如此舉動，我也搞不清，但那也是我在軍中唯一的一次，我告訴自己再怎麼苦也要撐下去。
我唯一用到這把槍的那一次印象非常深刻，兩年的軍旅生涯換了三個連長，除了第一個連長愛吃宵夜以外，其他兩個連長就比較認真在連上的公務上。而第三任的連長是由精誠連調上來的，看我每天窩在連上的醫務所，便對我說：明天去打靶，如果打得中目標就請你喝可樂。
隔天就帶著連上士兵到靶場射擊，射擊的目標居然是可口可樂的空罐子，每個人只分到一顆子彈，我是第一個上場。記得在新兵訓練中心打靶，還被班長敲鋼盔說：你是在打靶還是在打地瓜？如今只有一發子彈，先臥倒，托腮，右眼與準星和目標成一直線，緩緩吸氣，閉氣，輕扣板機，只見那瓶空罐子依舊站立不動，沒打中。沒想到一起身大家都說我打中了，奇怪，我怎麼沒感覺，接著大家輪流打，從第二個到最後一個，連打靶經驗豐富的上士，連打十幾發也沒打中。就是這麼神奇，到最後大家都用我的槍射擊還是沒打中，回到連上，連長真的拿一瓶可口可樂送我喝，但我想大概是這位已過世的弟兄顯靈吧，將可樂放在醫務所桌上，後來有個班兵向我要去喝，我便給他了。
如果那一年我朝自己扣下板機也許今天就不會在此打電腦了。原本認為我的躁鬱症是大學畢業後才開始，但我的醫師卻將我的病往前推了七年，也就是當兵時我就該發病了，如果以當時沒有健保的情況下開支一定很大，也提早報廢，更不可能工作、結婚、生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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